世人只知阿拉伯的劳伦斯，却不知她是沙漠女王

在美国记者和美国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渲染下，将T.E.劳伦斯（他的故事请戳《他拒绝国王的授勋荣誉，隐姓埋名当一名普通士兵》一文）塑造成中东冒险的代名词，但与他同期，站着一位更为复杂、更具权势，但长期被历史尘埃半掩其辉的女性。

她身着维多利亚时代的长裙，骑骆驼、持步枪，深入阿拉伯腹地；她出身英国豪门，却与贝都因部落酋长围坐火堆，谈笑风生；她凭借一己之力，几乎亲手绘制了现代伊拉克的版图。

她就是格特鲁德·玛格丽特·罗蒂恩·贝尔（Gertrude Margaret Lowthian Bell）。集探险家、考古学家、语言天才、英国间谍、“美索不达米亚之母”各种名号于一身的人。

今天，让我们拨开黄沙，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揭开这位“沙漠女王”曲折离奇的一生。

1. 维多利亚时代的女学霸

1868年7月14日，格特鲁德·贝尔出生于英国达勒姆郡的一个显赫世家。她的家族是工业革命的巨擘，富甲一方，她是典型的“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幸运儿。

维多利亚时代对女性的期望是成为温室里的花朵，相夫教子，而非在学术和野外世界里驰骋。幸运的是，她的父亲休·贝尔是一位开明且充满智慧的人。他并未用世俗的条条框框去束缚女儿的天赋，反而给予了她无条件的支持与鼓励。

这种支持，让格特鲁德得以冲破第一道枷锁，那时候女性一般接受的是家庭教师的教育，而她成为了牛津大学玛格丽特夫人学院的学生，并在1888年以现代史学科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成为了牛津历史上获此荣誉的第一位女性。“第一名”（First-Class）这个成绩，她当之无愧，也预示了她一生都要做“第一”、做“唯一”的宿命。

在牛津，除历史外她还如饥似渴的学习各种语言。她精通法语、德语，更对波斯语产生了浓厚兴趣。学习语言的背后，是她对广阔世界无法抑制的好奇心。

毕业后，她的人生轨迹本应如同其他名媛一般，步入社交场，寻找一门当户对的亲事，然后结婚生子。她也曾坠入爱河，但恋情无果而终。为了抚平情伤，她接受了驻德黑兰大使叔叔的邀请，前往波斯。

第一次东方之旅，如同天光乍现，彻底照亮了她的内心。她将旅途见闻写成了她的第一本书《波斯素描》。东方的神秘、浩瀚的文化、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让她彻底迷恋，也让她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

从此，她的心与那片广袤无垠、充满挑战的沙漠结下了不解之缘。

2. 穿越阿拉伯的史诗之旅

如果说第一次波斯之行是意外，那么接下来的二十年，则是格特鲁德·贝尔将沙漠变为自家“客厅”的征服过程。

在二十世纪初，中东并非今日之版图。它广袤的土地属于日渐衰落的奥斯曼帝国，无数松散且桀骜不驯的阿拉伯部落属于帝国的臣下。对于欧洲人，尤其是欧洲女性而言，深入这片土地无异于冒险。那里有严酷的自然环境、致命的疾病、无处不在的强盗以及错综复杂、动辄刀兵相见的部落世仇。

但贝尔无所畏惧。

她不是简单的旅行者，而是严谨的学者和探险家。她学习阿拉伯语，深入研究伊斯兰教和部落文化，她深知尊重与理解是唯一的通行证。她一次次整装出发，穿着长裙，骑着骆驼，带着寥寥几个向导，便敢闯入诸如鲁卜哈利沙漠等生命禁区。

她不是路过，而是记录。 她详细绘制地图，记录水文、地质和考古遗址。她的地图精确到让英国陆军都为之依赖，其科学价值无可估量。

她不是旁观，而是融入。 她与部落酋长们同桌共饮，畅谈历史、诗歌和政治。她以惊人的记忆力记下了无数部落的谱系、恩怨与联盟。这份知识，后来成为了她最强大的政治资本。男人们惊讶于这个女人的智慧与勇气，尊称她为“al-Khatun”——一位有教养、有地位的贵妇，一位女王。

她不是掠夺，而是保护。 她对考古的热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她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是对乌鲁姆·切希尔（Ukhaidir） 城堡的考察、测绘和研究。她出版的学术著作，至今仍是重要文献。

通过这些旅程，她完成了从一个富家千金到“沙漠女王”的蜕变。她不再是英国的格特鲁德，更是阿拉伯的阿尔-卡特恩。她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人际网络，从大马士革到巴格达，无数酋长、学者和政要都是她的朋友。

1921年开罗会议，丘吉尔 （前排中） 和劳伦斯 （第二排右四），照片左边唯一的女性就是贝尔

3. 从美索不达米亚到伊拉克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斯曼帝国加入了德国为首的同盟国，与英法开战。瞬间，格特鲁德·贝尔积累了二十年的有关阿拉伯的知识，从一项个人爱好变成了国家的战略武器。

她被紧急召入开罗的“阿拉伯局”（Arab Bureau）。这是一个传奇的机构，汇集了当时英国最了解中东的一批年轻精英，其中就包括T.E. 劳伦斯。

在这里，贝尔是他的同事和老师。他们的任务非常明确：鼓动阿拉伯人起来反抗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从内部瓦解敌人。

贝尔的工作至关重要。她凭借对部落谱系的了解，知道该争取谁，该防范谁，该给谁提供黄金和武器。她是最顶级的情报分析员和政治策略家。她与劳伦斯等人共同策划了著名的阿拉伯大起义，并许诺帮助阿拉伯人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

她真诚地相信阿拉伯人民应当自治，她与费萨尔兄弟等阿拉伯领袖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并真心希望帮助他们实现梦想。

一战结束了，奥斯曼帝国灰飞烟灭。但和平并未到来，混乱才刚刚开始。

此时此刻，谁最了解这片土地上谁能服众？谁有威望？如何平衡错综复杂的教派和民族矛盾？

答案只有一个：格特鲁德·贝尔。

她被任命为英国驻伊拉克高级专员珀西·考克斯爵士的首席政治顾问。事实上，她成为了这片土地的实际“设计师”。

由于法国坚持占据叙利亚，并把费萨尔赶出大马士革，英国决定另找个地方安置费萨尔。1921年时任殖民地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在开罗召开会议，贝尔不仅成为与会的唯一女性，而且她的意见得到了充分的采纳。根据贝尔的意见，确定了在摩苏尔、巴格达、巴士拉等三个奥斯曼省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伊拉克。

贝尔坐在开罗的酒店房间里，用笔和尺子，与英国外交官和后来的沙特国王伊本·沙特谈判，划定了伊拉克与沙特之间大部分的沙漠边界。

她协助费萨尔政府搭建国家框架，起草法律，平衡各派利益。某种程度上，她就是伊拉克的“开国元勋”。

4. 不朽的遗产与孤独的陨落

关心政治的同时，贝尔为她真正所爱的事业留下了不朽的遗产——考古与历史。她从未忘记自己作为学者的初心。她起草并推动了《伊拉克古物法》的颁布，立法保护境内的考古遗址，严格控制文物走私出境。她坚信，这片人类文明的发源地的瑰宝，理应留在这片土地之上。

更重要的是，她倾注心血，创立了伊拉克国家博物馆。她亲自担任首任馆长，将无数珍贵的文物收集、整理、陈列在博物馆，她希望这个新生的国家，能从其辉煌的古代历史中找到自身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直到今天，巴格达的伊拉克国家博物馆的奠基石上，依然镌刻着她的名字。这是她最纯粹、最值得尊敬的功绩。

然而，与事业上的巨大成功形成鲜明对比的。她一生情路坎坷，挚爱要么离她而去要么不幸早逝。她终身未嫁，没有子嗣。

更深层次的孤独，也许来源于政治理想的幻灭。她目睹了自己亲手创造的伊拉克政局动荡，派系倾轧，英国政府政策摇摆。为避嫌，国王费萨尔日益疏远她，让她感觉自己对这片土地的影响力正在消退，她为之奋斗的一切，似乎正走向一个不可控的方向。

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和肺病。1926年7月11日，在巴格达一个燥热的夜晚，57岁的格特鲁德·贝尔服下了过量的安眠药。

没有人知道这是否是一个明确的告别。或许，她只是想获得一场久违的、宁静的睡眠。但这一次，她没有醒来。

她被安葬在巴格达的英国公墓，这个凝结她心血的城市。她的墓碑面向北方，遥望着她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格特鲁德·贝尔的故事，充满了勇气和无畏。即使今天也没有几个女性敢独创中东沙漠地带，而贝尔在100多年前就写下了独属于她的冒险故事。

当今天我们再看中东地图时，一定要记住，那里曾经有一位女性的身影。她是一个我们无法简单定义、无法轻易遗忘的传奇。

她是一位真正的女王，她的王冠由沙砾铸成，璀璨夺目。最终，黄沙掩埋了她的足迹，但历史，永远记住了她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