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自卫反击战内情

一次难忘的会面

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会面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敬请关注文末附载的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45分钟完整纪录片）

1978年11月，一位年迈至74岁、身材矮小却精神矍铄、体态敏捷的长者，身高不足五英尺，身着米色毛呢大衣，自巴耶利巴机场的波音707客机上缓步走下。

他步伐轻盈，检阅完仪仗队后，便与我一同乘车前往总统府内的迎宾别墅。那座别墅，位于总统府之中，专用于接待贵宾。

当日下午，我们于内阁会议室展开了正式的会谈。

1978年11月，邓小平出访新加坡，李光耀在机场欢迎

我看过人民大会堂里摆放着痰盂，所以也安排把一个蓝白色的瓷痰盂摆在邓小平的座位旁。我读过资料知道他有使用痰盂的习惯。

即便总统府内明文规定冷气房间严禁吸烟，我却特意在他常去的显眼位置摆放了一个烟灰缸。这一切都是为了致敬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同时，我还保证内阁会议室内的排气风扇始终保持开启状态。

当我在1976年造访北京之际，我们未能如期相见。彼时，他正遭遇排斥，不得不置身于边缘之地。起初，他遭到了“四人帮”的打压，然而，最终却是他们自身倒台。

他耗时两个半小时，深入探讨了苏联对全球构成的潜在威胁。

他说，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必须组织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他引述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对付那个“王八蛋”（字面上是“乌龟蛋”的意思，他的通译员译成“S.O.B”，也就是“畜生”）。

他深入剖析了苏联在欧洲、中东、非洲、南亚以及中南半岛的全面战略布局。在越南战场上，苏联明显占据了绝对优势。不少人对中国与越南间为何关系紧张感到困惑，同时亦不解为何我国必须中断对越南的援助。不仅未能将越南拉拢至我国阵营，反而促使该国投向苏联的怀抱。

然而，核心的疑问在于，越南为何会在与其利益全然不符的情形下，仍旧坚定地偏向苏联。其背后原由是，越南“长久以来怀揣着一个建立中南半岛联邦的宏伟愿景”。

即便胡志明也曾萌生此念，我国却始终未曾认同。

越南将我国视为其迈向中南半岛联邦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我国分析认为，越南不仅不会调整其立场，反而有加剧反华趋势的可能，而大量越南华裔被驱逐出境的事实，便是这一判断的有力佐证。

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国最终决定中止对越南的援助。

邓小平说，中国总共为越南提供了100多亿美元，现值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一旦中国撤回对越南的经济援助，苏联就必须独自挑起这副担子，但是他们又无法满足越南的需求，只好让越南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相当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东欧共产集团经济共同体），把担子推给东欧国家。

他表示，在未来十年内，我国将重新审视将越南从苏联阵营中争取归来的可能性。

我暗想，邓小平是从长计议，跟美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

他提出，当前最为紧迫的问题或许是越南有可能对柬埔寨发起大规模进攻。对此，他质问道，中国应当采取何种措施应对？

继而自问自答：我国的发展路径，亦当视越南此举所能抵达的境界而定。

他反复强调这一点，却未明言将对越南采取报复行动。

他指出，若越南能够全面掌控中南半岛，众多亚洲国家或将丧失其庇护之地。中南半岛联邦的势力将逐步扩张，进而成为苏联向印度洋推进其全球战略的关键一环。

话音落下，日落西山。

他询问我是否需即刻提出我的看法，抑或暂时休会至次日再行讨论，以便他能够更衣用膳，同时也让我有时间对他的言辞进行深思熟虑。

提醒别让饭菜凉。

邓小平检阅三军

在晚宴的欢声笑语中，他显得格外友善与亲切，然而内心却并未真正放松。脑海中始终萦绕着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事件。

我紧接着追问，鉴于泰国首相克良萨将军已公开表示支持中国，并在曼谷给予了热情接待，以实际行动兑现承诺，那么中国方面将采取何种措施回应？

他又轻声自语，一切将取决于越南采取行动的严重程度。

据我所忆，若越南的举动仅限湄公河一带，局势或许不至于演变得如此危机四伏。然而，一旦攻势跨越了湄公河，中国便难以置身事外，必然有所行动。

邓小平邀请我再到中国访问。

我回应道：“待我国从文化大革命的风雨中走出，我便踏上行程。”

他说，时间长。

我持不同意见。在我看来，即便他们真正迎头赶上，其成就甚至可能超越新加坡，绝无任何难题。毕竟，无论我们如何陈述，我们不过是福建、广东等地文盲遍野、无田可耕的农民子孙，而他们所继承的，却是那些长期扎根中原的显赫官员、文人墨客的血脉。

他听后沉默不语。

联手孤立“北极熊”

我国正寻求与东南亚国家携手，共同将“北极熊”孤立在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周边邻邦所图谋的，却是将东南亚各国紧密团结起来，以将“中国龙”孤立于外。

在东南亚，并未出现所谓“海外苏联人”在苏联政府撑腰下策动的共产主义起义。相反，我们目睹的是一群受中共以及我国政府激励与扶持的“海外华人”，他们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构成了显著威胁，而在印尼的影响力相对较小。

更不用说中国明确表示，鉴于与海外华人之间的血缘联系，它甚至超越了“海外华人”所属国家政府的界限，直接向他们发出呼吁，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并鼓动他们归国参与“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几个星期前，10月间越南总理范文同到新加坡访问时，就坐在邓小平现在所坐的位子上。

我向范文同提问，为何越南会遭遇海外华侨的问题，他直言不讳地回答，鉴于我身为华人，理应明白华侨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心系祖国，正如越南人无论身处何方，都会坚定地站在越南的立场上。

范文同的所思所想我并不甚关心，然而令人忧虑的是，他若是在对马来西亚领导人发表此类言论后，可能引发的波澜与影响。

我追述另一事件。

越南在联合国常任代表曾对四位东盟常任代表指出，我国始终公平地对待国内的华人社群。然而，这些华人却忘恩负义，有16万人自河内跨越国界逃往中国，或大批乘坐船只逃离南越。这一切均源于他们的忘恩负义之举。

印尼的常驻代表即便注意到其他三名常驻代表，他们分别来自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均为华裔身份，仍旧不断声称越南对待国内的华裔过于仁慈与善良，并主张越南应当效仿印尼的做法。

我要让邓小平彻底明白，新加坡面对的是邻近国家最直接最本能的猜忌和疑心。

我补充说，范文同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国家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邓小平却拒绝这么做。范文同也答应不支持颠覆活动，邓小平没有作出承诺。

马来西亚人一定对邓小平存有怀疑。马来西亚的马来回教徒同华人之间，以及印尼人同印尼华人之间，一直心怀猜忌和敌意。

正是由于中国持续向东南亚传播革命理念，我的东盟邻邦普遍期待新加坡能够与他们并肩，并非为了对抗苏联，而是共同对抗中国。

我国电台广播向亚细安区域内华人社群发出呼吁，此举在亚细安各国政府眼中，被视为极具威胁性的颠覆活动。

李光耀

邓小平静静地听着，也许他从来没有这么看：中国怎么仗着世界强国的姿态，逾越区域内的各国政府，颠覆它们的公民。

我指出，期望亚细安国家对他的提议给予积极反馈，并形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抗苏联及越南，这样的概率极为渺茫。

我提议咱们共同探讨如何有效解决这一难题，随后我会稍作停顿。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语言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

他问：“你让我怎么做？”

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

我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

我继而向华国锋追问，我国为何会在新加坡而非马来西亚支持马共进行革命，这一行为显得如此自相矛盾。

华国锋气势汹汹地回答说：“详情我不清楚，但是共产党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斗争，都必胜无疑。”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他知道要孤立越南，就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要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我不免心存犹豫。

他问，我便直言。

“请即刻终止电台广播的号召。若我国能够淡化与亚细安华人的血缘纽带，避免借助种族情感进行动员，对于亚细安华人而言，或许会更为有利。”

实则无论我国是否突出血缘联系，亚细安各国的土著民众对华人仍旧难以根除其猜疑之情。

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邓小平只说他需要时间考虑我所说的话，不过补充说他自己绝不会仿效范文同。

邓小平也曾受邀到吉隆坡国家英雄纪念碑献花圈，这座纪念碑是为纪念歼灭马共的英雄而立的。但是身为共产党人，他不可能这么做。

他说，范文同之所以有这一举动，是因为范文同属于“另类共产党员”，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邓小平：中国人说一句是一句

邓小平强调，中国心口如一。中国人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说一句是一句。韩战期间，中国发表声明说，一旦美国逼近鸭绿江，中国就不能坐视不理。美国人却不加理会。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

至于共产党那方面，通译员说，邓小平没什么要补充的。

其实邓小平用华语说的是，他已经“没兴趣再重复了”。

他阐释道，我国持续强调华侨政策的必要性，其背后实则基于两大原因：

越南反华

其次，从我国内部的角度出发，这一议题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造成的恶劣影响密切相关。众多海外华侨在内地的亲属遭受了严重的折磨，遭受迫害或被监禁的情况屡见不鲜。

邓小平要重新确立中国对海外华裔的立场，声明中国赞同和鼓励他们接受居留国的公民权，并呼吁那些希望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遵守侨居国的法律，同时表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就柬埔寨一事，他向我作出承诺，我国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不会因苏越签署的友好合作条约而有所动摇。即便越南意图借助苏联之力对中国施压，我国也绝不会因恐惧而屈服；更何况苏联亦不敢公然挑衅我国。

他神色凝重地表示，若越南胆敢侵犯柬埔寨，中国必将给予严厉的惩罚。我国必将让他们为其行径付出应有的代价，而苏联亦将最终意识到，扶持越南无异于背负着一份沉重的负担。

邓小平与李光耀

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的广播。

在享用晚餐之际，我对他表示，请随意吸烟。然而，他指向一旁的夫人，解释道，医生曾叮嘱她，需劝说他戒烟。尽管如此，他正努力减少吸烟量。

整个夜晚，他未曾点燃一支烟，亦未使用痰盂。他曾看过相关报道，得知我对烟草烟雾颇为敏感。

在告别之际，我特地重返总统府别墅与他相见，我们交谈了整整20分钟。

他欣喜若狂，得以在时隔58年之后重返故地。新加坡的巨变令人惊叹，他向我表示由衷的祝贺。

他表达了自己的一贯愿望，即在拜访马克思之前，先行前往新加坡与美国的旅行。新加坡，曾因其在岛国时期与他有过短暂的邂逅——那是在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前往法国马赛求学与工作的途中，途径此地的经历。至于美国，则是鉴于中国与美国之间有必要进行对话。

直至越南对柬埔寨的侵占成为既成事实，我才真正领悟到他为何如此迫切地渴望前往美国。

在前往机场的路上，我径直询问他：若越南真的对柬埔寨发起进攻，他会采取何种措施？他是否打算袖手旁观，任由泰国孤立无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遭受威胁和恐吓，进而投向苏联的怀抱？

他微微翘起嘴角，眯缝着双眼，低声嘀咕道：“得看他们能走多远。”

我言道，鉴于泰国首相如此公开且毫无保留地在曼谷接待了他，他理应采取相应行动。此外，克良萨将军的势力均衡亦需依赖我国的支持来维持。

邓小平看来非常困扰，他再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做到什么地步了。”

数周之后，友人递给我一份《人民日报》北京版登载的关于新加坡的文章。

报道的视角已发生转变，纷纷将新加坡誉为“花园城市”，并对其绿化、公共住房以及旅游业进行了深入探讨。我们已不再是所谓的“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

至次年，即1979年10月，他们对新加坡的印象更是发生了进一步的转变。

当时，邓小平在一次演讲中说：

“我前往新加坡进行实地考察，旨在了解该国如何有效利用外资。新加坡通过吸引外资设厂，实现了互利共赢。首先，外资企业需按照净利的35%缴纳税收，这部分税款归国家所有；其次，劳动所得完全归工人所有；再者，外资的引入进一步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这些举措均为国家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在1978年，他目睹的新加坡，为中国同胞们争取到的最基础成就，树立了一个可借鉴的标杆。

1979年1月底，邓小平访问美国，并在美国没有承诺摒弃台湾的情况下，同卡特总统恢复中美邦交。

他必须确保，一旦中国采取攻击和“惩罚”越南的举措，美国不会与苏联站在同一立场。这便是他急于访问美国的根本原因。

彼时，我正于香港粉岭的总督府宾馆度假，沉浸在打高尔夫球的乐趣之中，偶然邂逅了一位曾供职于《泰晤士报》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大卫·博纳维亚。

他认为邓小平的警告不过是空口唬人，因为苏联海军已驶入南中国海。

我说我刚在三个月前跟邓小平见过面，他绝对是个说话谨慎的人。

于两天后的1979年2月16日，我国军队挺进至越南北部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