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能力始终是衡量生产关系的重要指标

记得有人询问，既然你们大谈美西方社会的问题，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砸锅卖铁一心要跑到国外去？为什么跑出去的大多数人都说自己在外面过得很好，并不愿意回来？

其实，回答这样的问题，原本没有什么难度，早在百余年前的先哲们就有翔实科学的系列理论论述，只不过，随着这些理论论述的普及，情况不断发生细节上的变化，以至于，虽然理论分析的框架依然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现实性，但其普及性却因为反对者的鼓噪和诱导而陷入话语困境。

这也提醒我们，任何的真理都有其主观性和局限性，有鉴于此，尽管真理的内涵没有变化或变化不大，真理的形式也必须根据外部环境以及大众认识能力的变迁而进行及时地调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时刻警惕形式主义和经验主义对我们的侵扰的原因，在很多理论正确却实践偏离预期的案例中，低级红，特别是别有用心的低级红是破坏我们的事业最大的隐患。

譬如说，有的人打着公有制或集体的幌子，里应外合窃取国家、集体和老百姓个人的资产，无论他们将这种赤裸裸的盗窃和抢劫行为称作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些吃里扒外的两面人妄图不劳而获的反动属性，而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偏离、异化，甚至直接的背叛，往往会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局部或暂时的毁灭性打击，苏联东欧体系的垮塌就是例证。

我们身边何尝没有想这么做的人，只不过，由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核心顶层设计的前瞻性和系统性；由于广大经历过从长征、抗日到一穷二白下进行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代代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无私奉献和坚守；由于全体中国劳动阶级在经历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官僚买办阶层和以假道学为代表的基层乡愿阶层的联手抢劫、欺凌和剥削后的觉醒和清醒，他们的想法完全没有明目张胆达成的可能，只能采取欺骗的手段迂回，其中最常见的就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拿破坏劳动者的劳动或劳动产品相威胁，以便达到其无偿占有公共资源、劳动产品和社会财富的卑鄙目的。

当我们发现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暂时无法根除的剥削阶级的固有顽疾的同时，也会发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即使在美西方社会中，社会主义的因素也在茁壮成长，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政策绝不为世界上现有的共产党组织所独有，就像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等等常见措施那样，早就成为了当下公共组织的标配，只不过，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能在没有外部帮助或输出的情况下真正实现而已。

所以说，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对人的迁徙以及生产要素的流动大惊小怪，也不要简单根据地域和民族的差异而对当地的劳动者做出标签式的评判，我们应该充分尊重美西方基层社会治理中涌现出来的创新政策措施，更不要对客观赞扬者无理挞伐。

我们需要分析其中蕴含的政策方向是有利于劳动者，还是有利于不劳而获者，只要是有利于劳动者的政策创新都是我们应该乐见其成，且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借鉴的，这当然是生产力的基本特性和基本原则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至于那些为不劳而获者攫取不当利益助力的反动政策措施，则是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的致命陷阱，无论何种理由，我们都不能沾染之。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不会再为年青人的选择担忧，只要他们能够做一个诚心做事的劳动者，只要他们能够时刻以维护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为己任，不管他们走到哪里，我们相信，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同时，我们也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与美西方所谓上流社会腐朽没落的生产关系不同，其基层社会中不可遏制地茁壮生长着社会主义的种子，这也是社会生产循环的必然结果，我们应该对他们的灿烂鼓掌叫好，更可以与他们形成实质上的微观联盟合作关系，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应有之义。

于是，我们也就可以这么回答，基层治理能力是衡量生产关系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制度优势理应通过更高效、更亲民的基层治理服务来体现。然而，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生产力差距以及社会生产循环中的结构性障碍，再加上事实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的普遍化，这让像中国这样在经济发展低谷时期实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的基层治理水平在很长的时间里难以充分发挥制度性优势，从而长期处于追赶的状态，这也是我们将自身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原因之一。

但是，只要我们始终坚持追寻共产主义信仰的目标不松懈，我们的制度优势必将在未来得到充分发挥，这种优势的形成，必将在基层治理领域率先实现，我们绝不会让老百姓等太久，而全体老百姓的期待必将化成我们前进的强大动力，在此期间，所有的暂时离开者都可以成为这座人类劳动者文明花园的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