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力主真宗御驾澶州亲征，化解辽军南侵，与澶渊之盟背后宋辽历史纠葛

冬天的黄河岸边，旗影翻飞，寒风刮得铠甲生疼。就在景德元年，也就是1004年，辽军号称二十万，南下至黄河天险，冀州、瀛州一线节节告急。北宋宫廷里，群臣争执不休，迁都金陵的建议竟也摆上案头。有人主和，有人主战，皇帝赵恒也一度犹疑，情势像被风推着走，随时要溃成一滩乱水。

但辽人的决心并非空穴来风。那会儿，辽国处在萧太后临朝、圣宗耶律隆绪锐意进取的高峰期，国力强健，挟着早年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既得优势，南望平野，野心不再隐晦。宋太祖、太宗时代的几场征战，虽非一路败退，却没能扭转失地在敌手的现实。真宗初年本想修生养息，偏偏这一年，情势把他推到了最前沿的看台。

两种选择，两种心法

此时站到台前的不是猛将，而是一位四十三岁的参知政事寇准。寇准出身华州下邽，家境平常，父亲早逝，自小随母艰难度日。少年好读时政之学，984年登进士第，起为小吏。在许州为官时，他拒受豪强贿赂，当场撕票，闹出城中轰动；997年调任郓州知州，水患暴至，他披甲入水督修河堤，昼夜不息。这样的性格和履历，注定他遇到大事会作出硬决断。

所以当廷议摇摆时，他劝真宗御驾亲征，北上至澶州督战。他算得很清楚：皇帝一到，军心可整，天下勤王之师也会像磁铁吸针般汇拢。与其说他押注胜仗，不如说他押在“人心”二字上。相形之下，谋迁都者算的是保全之术，短线躲锋芒；寇准算的是长线稳大局，用皇帝的身影去抵冲辽军的气焰。

澶州一线的风向

十一月，真宗御营北上，寇准随行。御营旌旗入澶州，宋军士气一振，杨延朗、田重进等将士据险死守，各路援军陆续会集。辽军几番攻城不克，到了十二月，又遭一记“冷箭”——宋军弓手杨延朗一箭射杀辽将萧挞凛，敌阵出现可感的迟疑。战事打到此处，便不止是刀枪拼杀的较量；辽军补给线被时间拉长，粮草吃紧，萧太后方面担心宋军越聚越多，腹背更难承受。权衡之下，两边终于愿意坐下来谈。

用话语代替刀兵的，是两位使者。宋以曹利用主盟议，辽方则由韩德让出面。谈判的结果很快写入史册：1005年正月，宋辽订立和约，以“兄弟相称”，宋每年致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辽军退兵百里，约定不再南侵。因盟地在澶州，古称澶渊郡，史称澶渊之盟。千军万马的腾挪，终于落在几条简短的条款上。

这份账，是买卖还是远见

后人议论澶渊之盟，有“花钱买和平”的嘲讽，也有“以小利兑大局”的赞许。事实摆在眼前：和约之后，宋辽边境长久安静，几乎一百年无大战，两国贸易渐多，边民生活安稳。岁币固然刺眼，却换来社会秩序和经济喘息的空间；也有人担心，从此宋廷少了危机感，军备日松，长远隐患暗伏。这些评判并不互相排斥，它们像同一枚铜钱的两面：一面是现实主义的务实，一面是军事传统的忧患。

若从制度角度看这笔账，更显耐人寻味。宋代政务由中书门下负责，军事权则由枢密院节制，文臣出身、重簿书之治的气质决定朝廷往往倾向稳健。寇准的主张其实并不反文治，而是恰在文治的框架里找到了凝聚军心的方法——皇帝亲征是一种政治动员，未必要亲临箭矢之间，却足以指挥江山的心理风向。这与辽方萧太后、耶律隆绪的积极用武形成鲜明对照：一边是强攻边城，一边是稳守国本。

一块石碑里，记着凯旋的语气

如果要找一处实物，去触摸当年的风声，那便是河南濮阳博物馆珍藏的那方青石碑。人们叫它“回銮碑”。碑高约2.6米、宽1.3米，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它原立于澶州城中要道，明代毁坏，后又重见天日，今归濮阳收藏。碑上刻的是宋真宗自作的五言诗，通篇仅六十五字，由寇准亲手书丹。碑阴阳面经岁月侵蚀，上部二十八字清晰可读，下部剥蚀，却仍可据以复原大意。

其诗言简而气盛：“契丹出境。我为忧民切，戎车暂省方。征旗明夏日，利器莹秋霜。锐旅怀忠节，群凶窜北荒。坚冰消巨浪，轻吹集嘉祥。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上天垂助顺，回旆跃龙骧。”字里行间，把辽人称为“群凶”“北荒”，自居天意所向，胜利的语调不加掩饰。若对照和约条款里的“兄弟相称”，便能读出宋人的微妙心态：礼仪上同列，观念里仍视对方为夷狄。后来研究者指出，这恰是宋代自我定位与现实折冲的一次典型表达。

从书法回銮碑更见寇准的另一面。碑字行草交融，笔画方圆互见，结体微欹却稳健，明明白白可见李邕、柳公权的渊源。单字约八厘米见方，掌心大小，风骨刚劲。谁若只记得他在澶渊之役上的谋断，到了这里，还会惊讶他在翰墨间也下过苦功。河南文物部门在2025年5月曾专门发文，强调这方石碑不仅见证真宗亲征的志向，也可见“以民为本”的政治理路——“我为忧民切”，正是诗眼所在。

从黄河北岸回望朝堂

这场危机与其说是靠某一位将领的冲锋得解，不如说靠多条线索牵引：真宗的北行、寇准的胆识、杨延朗一箭之功、田重进等守城之坚，最终才换来曹利用与韩德让签字时的那一刻安静。每条线索背后，都有制度和性格的作用力。宋朝讲究“以文抑武”，但遇事不拒绝军事作为；辽国兵强马壮，也需计算后勤与退路。对照一下，就看懂了为何双方从刀兵转向和议——不是突然的转念，而是形势把计算推到了同一条曲线。

更有意味的是，澶渊之盟的存在，让人重新审视“胜负”的定义。有没有收复十六州？没有。有没有迫使辽廷臣服？没有。可是真宗北上之后，军情逆转，辽军退兵百里，边境近百年宁静，贸易日盛，百姓安业，这是另一种“胜”。这类胜利不适合写进战功簿，却可以慢慢积进民生账。

功成身退，不是所有人都遇见春风

寇准的命运，折射出宋代政治的另一面。盟约之后，他于1007年拜相，行事爽利，直言敢谏，不太会拐弯。仁宗即位后，他一度罢相，1019年复起，次年再入中枢。可他与刘太后不合，终在1021年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贬谪路上病势转重，1023年十月在雷州去世，享年六十二。朝廷追赠太师，赐谥“文定”，沿途百姓闻讯哭祭。一个以硬骨著称的官员，最终以清冷，多少让人唏嘘。

把寇准放回更大的制度格局中，他的起伏也不难理解。宋代中枢讲究权力分衡，宰执之间、外戚与外朝之间，张力常在。参知政事本是辅相之职，须与多方协调。他那种“庙堂拍案”的劲头，在澶渊危急时是药，在权力微妙分寸中却容易成刺。性格与制度互相改造，改造不成者，最终被制度的缓慢车轮碾了过去。

与辽的纠葛和宋的心事

这段历史还有一个值得记住的侧影：燕云之地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中原政治心头。十六州之失，使宋朝北防不稳，战略纵深不足，兵员调动和补给都处于背手之势。辽人的锐利来自传统草原帝国的骑射与动员速度，宋人的稳健来自以文治为纲的制度与财赋组织力。澶渊之盟之所以成立，是两个体系之间达成的一纸“共识”：辽保持高姿态的边境威慑与定期岁币，宋获得时间与安定来做自己的内政文章。这个共识中潜伏的矛盾，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被一代代统治者以不同方法、不同代价，延宕出去。

如果把诗碑与条约放在一起更能读懂宋人的自我诠释。条约里承认现实，诗里强调正统；外交辞令上以兄弟相待，文化心理上仍自许为中原正朔。“坚冰消巨浪，轻吹集嘉祥”的那种轻松，是胜利时的余温，但它也提醒我们：胜负在不同文本里有不同写法，政治与文化各自找到了可安放自尊的位置。

从澶州到濮阳，从黄河到碑廊

今天站在濮阳博物馆的展厅里，看那块青石，边缘磨损，字迹或深或浅，会想起一千多年前的雪和风。碑体尺寸、书家笔法、诗句情绪，一样一样都成了证词，补上史籍只言片语之外的空白。研究者说，回銮碑是目前唯一直接关联澶渊之盟与亲征的实物，它把纸上的故事拽回到石头的质地上。它告诉我们：当年并非惟有屈辱，而是“上天垂助顺”的自信；并非只有投降，而是有“回旆跃龙骧”的昂扬。这样的叙述未必全是事实的全貌，却是当事人的自我记述，是一个王朝在关键一役后的自我定位。

如果再把目光移回战场，那个在城头张弓的一瞬：杨延朗那一箭，像是给谈判桌上递去的一个信号弹；田重进等守将的坚守，是谈判底牌的一部分。曹利用与韩德让面对面时，背后站着的不是空空如也的言词，而是澶州城头的弓弦与营帐里渐多的甲胄。政治与军事在此交叉，谁也不能缺席。

尾声不是句号

宋辽之间的纠葛，远非这一战一盟可以穷尽。但这一役给北宋留下一个可见的拐点：如何在不丢掉面子的情况下承认现实，如何在不放弃尊严的前提下谋取百姓的安宁。寇准的坚持，真宗的北行，杨延朗的“神臂”，曹利用的言辞，韩德让的答复，萧太后的算计，耶律隆绪的权衡，糅在一起，构成了千年之后仍能被复述的画面。

当我们反复咀嚼寇准后半生的冷暖、真宗诗里的骄矜、石碑上磨蚀的刀痕，也许能明白：历史有时不是“赢了就能得到一切”，而是“守住了什么更重要”。澶渊之盟换来的是“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的缓冲带，代价是每年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岁币，以及对军事紧迫感的消解风险。就像回銮碑上那行字，既是自信的宣告，也是给自己的一次心理暗示——在兵锋与诗句之间，北宋选择了以时间换空间。至于这笔交易的后账，后来者自会一页页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