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到底有多强？联合国大会仰天大笑，毛泽东：一文顶两坦克师

1940年5月，德国与法国的战事正酣，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坚不可摧，众人皆以为德国将放弃进攻。在香港的一家咖啡馆中，乔冠华在众多中外记者面前吸烟时，突然高声宣称：“三天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此言一出，在场记者无不将目光投向这位敢于放言的年轻人，他们准备在三天后见证这位桀骜不驯的年轻人的预言是否成真。

这正是乔冠华一生中最自豪的咖啡馆预言事件。

不出所料，三天后，法国投降，德国纳粹的旗帜飘扬在巴黎上空。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如何能如此精准地预言这场欧洲战争的转折点呢？

事后，乔冠华撰写了《法国的崩溃》一文，文采飞扬，笔触锐利，赢得了广泛赞誉。

乔冠华的才华究竟何在？就连毛泽东都对他的文章评价极高，称一篇文章的价值相当于两个坦克师！

不仅文章出色，乔冠华在外交领域的才能更为人称道。他在联合国大会上面对记者提问时，竟能仰天大笑，凭借自信给对手施加巨大压力。

本期文章将带您深入了解外交家乔冠华先生的传奇故事。如果您是一位热爱历史的读者，不妨静下心来阅读，或许您会有新的收获。

1913年3月28日，我国杰出的外交家乔冠华诞生于江苏盐城，这个地方孕育了众多杰出人才，包括《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民族英雄陆秀夫和被誉为“苏北鲁迅”的宋泽夫等，乔冠华便是其中之一。

他与胡乔木并称为“二乔”，两人都是江苏盐城人，文笔俱佳，曾因笔名引起一段趣事。

当时，乔冠华以笔名“乔木”发表文章，被胡乔木的妹妹误认为是哥哥的作品，并写信寄去。两人因名字问题时常争执，最终在主席的干预下更改了名字。

乔冠华先生早年经历非凡，犹如神童。这得益于他优越的家庭背景，祖辈积累，父亲为地主兼工商业者，受到良好教育。乔冠华自幼展现过目不忘、出口成章的才华。

16岁时，他已进入清华大学，迅速完成学业。20岁，他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这样的人生履历令人羡慕。

人生并非一帆风顺。在日本留学期间，乔冠华因与日本一政党联系过密，引起日本政府警觉，被迫遣返。这段经历在乔冠华年轻时期显得格外独特。

1935年，乔冠华迎来了人生的又一辉煌篇章，得益于资助，他获得了前往德国图宾根大学深造的机会，并选择了当时相对晦涩的哲学专业。

德国哲学，经过康德、黑格尔等大师的深入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继任者的努力下达到了新的高度，马克思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乔冠华凭借非凡的学习能力，仅用一年时间便在图宾根大学顺利毕业，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这种卓越的学习能力为他日后在外交领域取得辉煌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时，乔冠华在咖啡馆中对德国与法国交战情况的分析一针见血，并预言“三天后，巴黎将不战而降”。这得益于他在图宾根大学的学习经历。二战前夕，他对欧洲战场的局势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为此做了充分准备。

他专门阅读了德国《战争论》一书，并反复研究地图，推敲战争局势。这段经历所付出的心血，那些咖啡馆里的记者们无法知晓。

1937年，正值国内局势动荡，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乔冠华先生立刻察觉到日军的不轨企图，毅然放弃在德国的稳定生活，投身于抗日救国行动。

当时年仅24岁的乔冠华，认真思考了自己的优势和擅长领域，认为直接上战场搏杀并非他所擅长。

乔冠华仿效了鲁迅先生的做法，以笔为武器，投身于革命斗争。

自担任《时事晚报》总编辑起，他发表了大量时事评论和国际热点文章，用以批判和谴责日本等国的恶劣行径。

归国后的乔冠华博士，从哲学角度出发，对当时各国的军事行动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以锐利的文笔著称。

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历史的报复》、《斯大林的大手笔》、《沉寂不是和平》等，广受欢迎。

正是这一时期的非凡表现，使得乔冠华的笔名“乔木”深入人心。《时事晚报》在乔冠华的参与下，以其坦率的笔触逐渐赢得了众多忠实读者。

当时，乔冠华的独特见解和激情洋溢的政论深受人们喜爱，甚至著名作家冯亦代也成了他的忠实读者，每天阅读乔冠华的文章已成为他的日常习惯。

随着乔冠华逐渐成为公众人物，他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毛泽东主席也对乔冠华的文章有所关注。

在一次交谈中，毛泽东主席不经意间提到了乔木，脸上露出喜悦之情：“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分析有力，一篇文章胜过千军万马，我看他的文章，简直能抵得上两个坦克师！”

毛主席对乔冠华先生作品的极高评价，亦显现了乔冠华先生已获得毛主席的充分认可。

1939年，在廖承志等人的引荐下，乔冠华先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得益于他先前作品的铺垫，以及当时对乔冠华先生这类人才的需求，周恩来总理也顺利批准了他的入党请求。

随后的30多年间，周恩来总理与乔冠华先生并肩共事，共同见证了我国外交格局的变迁。他们不懈的努力，共同描绘了许多辉煌的外交新篇章。

1941年12月7日，日军不满于美军的行为，秘密袭击了美国的珍珠港。不久后，香港沦陷。此时，乔冠华与廖承志、连贯等人接到了一项关键任务。

他们化装成香客，巧妙地突破了重重封锁，抵达牛池湾。之后，他们辗转多地，翻山越岭，最终在夜幕下成功偷渡至大鹏湾。经过艰难的山路，他们终于脱离了险境，成功完成了多次护送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安全撤离香港的任务。

1942年秋季，乔冠华抵达重庆，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料到，在这里他会遇见自己一生的挚爱——龚澎。

龚澎女士同样是我国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历史人物。作为我党的首位新闻发言人，她还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外交家。

龚澎女士的父亲是同盟会元老、陆军第35旅旅长龚镇洲先生，享有“铁血将军”的美誉。龚镇洲先生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对龚澎寄予厚望，从小培养了她爱国的思想与信念。

龚澎女士在19岁便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6年，即在乔冠华先生留学德国期间，她毅然决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决定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

起初，她并未告知父亲，但父亲龚镇洲似乎已有所察觉。他坚定地对女儿说：“一旦开弓，便无回头之路。只要你认为选择正确，就永远不要回头，无论何时你想回头，家门永远为你敞开。”

龚澎女士曾是燕京大学的校花，乔冠华先生则是清华大学的才子，加上留德背景，他们的结合成为众人羡慕的对象。毛泽东主席更是亲自赞誉：“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可见他对他们的婚姻十分赞同。

那么，他们是如何相识并走到一起的呢？龚澎女士毕业后不仅是一位巾帼英雄，参与了129运动，而且成绩优异，担任过彭德怀总司令的秘书、毛泽东主席的英文翻译，以及周恩来总理的新闻发言人，这些成就足以证明她的工作能力。

在遇见乔冠华先生之前，龚澎女士于1938年冬天先与德国归来的留学生刘文华相识，两人最初是同事，后来逐渐熟悉，并在彭德怀总司令的撮合下确立恋爱关系。然而，不幸的是，刘文华先生意外离世，这段恋情也因此告终。

1942年，刘文华先生在临终前给妻子留下遗书：“我的妻子，我很想她，如果我遇到不测，请让她嫁人，只要是在不脱离革命的前提下，她就永远能够对得起我……”

第一任丈夫去世后，龚澎女士化悲痛为力量，全身心投入工作，以缓解内心的伤痛。然而，夜以继日的工作让她病倒，不得不住院治疗。

缘分奇妙无比，乔冠华抵达重庆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主要负责《新华日报》的国际新闻与评论工作。这得益于他在《时事晚报》担任总编辑期间所积累的丰富经验。

1943年4月初，乔冠华先生不幸患上腹膜炎，疼痛难忍，整日辗转于病榻之上。正是在这时，龚澎女士恰好负责将他送往医院进行抢救，两人的缘分便由此萌芽。

不久后，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亲自前来看望乔冠华，并特意带来了当时极为珍贵的消炎药——盘尼西林。

或许是有意，或许是无意，周恩来总理特别提醒龚澎女士，要多抽时间关心乔冠华先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逐渐变得熟悉，但始终未敢表白心迹。身边的冯亦代先生及其妻子郑安娜却早已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乔冠华与冯亦代在香港时期是好友，而郑安娜与龚澎在上海曾是室友。冯亦代夫妇分别对他们进行了思想工作，再加上他们不久前成为同事，天时地利人和，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着什么。

尽管冯亦代与郑安娜夫妇已尽力劝说，龚澎与乔冠华却仍未完全释怀。一日，两人在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中共事，总理却意外地让两人感到难为情：“你们俩打算拖到何时才肯放下心结？”

这句话如同重磅炸弹，瞬间击中龚澎的心，她的脸颊泛起红晕，显得有些羞涩。

而乔冠华先生为了掩饰尴尬，本想通过抽烟来缓解情绪，香烟已送至嘴边，正准备点火时，却意外发现周恩来总理桌上摆放着“请勿吸烟”的警示牌，这让他更加尴尬。

此时的龚澎已逐渐恢复冷静，恰好目睹了乔冠华那滑稽的一幕，于是她笑着对周总理调侃道：“总理，‘西方人’不抽烟，情绪自然不高。”

周恩来总理听后恍然大悟，大笑之后说道：“我这里禁止吸烟，但不禁止结婚，你们俩赶紧商量一下，定个婚期吧！”

在周总理的大力支持下，乔冠华先生得以迎娶了貌美如花的龚澎女士。他们原本就是同事，肩负着重要的革命使命，可谓不负刘文华先生临终前的嘱托。

1943年11月，他们喜结连理。尽管当时物质条件有限，仅以简单的被子为伴，却组成了温馨的小家。他们收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

看似普通的正方形大红丝绸，却承载着周恩来总理、董必武、邓颖超和叶剑英等人的亲笔签名和祝福。

第二年秋天，他们迎来了儿子乔宗淮。由于夫妻二人工作繁忙，小宗淮经常陪伴在他们身边，住在周公馆。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夫妇也时常帮忙照顾小宗淮，哄他开心，喂他吃饭。

1946年5月，乔冠华夫妇接到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南京创办英文版《新华周刊》。10月，乔冠华先生在香港成立新华社香港分社，龚澎女士也创办了英文周刊《中国文摘》。夫妻二人为共同的革命理想并肩作战。

在离别之际，周恩来总理为乔冠华夫妇举办践行宴。总理感慨地说：“本想和百姓一样过上和平生活，但现在局势紧张。你们这一走，我回延安，可能要好几年才能再见。”

周恩来总理对乔冠华夫妇情深意重，特地为他们准备了珍贵的上海大闸蟹，这种蟹是他自己都很少享用的。乔冠华先生是周恩来总理亲手培养起来的，他们的离别让总理感到不舍。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对乔冠华先生寄予厚望，先后任命他为国际新闻局局长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

乔冠华先生36岁时，正式开启了外交生涯，频繁出现在新中国的外交舞台上。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悉心培养，期望他成为新中国新时代最杰出的外交专家。

1950年12月，乔冠华先生担任我国首个外交代表团顾问，并参加了联合国安理会。次年6月，他以顾问身份，随李克农参与朝鲜停战协议的谈判。在此期间，周恩来总理对乔冠华与龚澎夫妇深信不疑，两人合作无间。

乔冠华先生担任顾问时，龚澎女士则担任新闻发言人。他们共同参与了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1961年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以及其他多次外交活动，两人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在1951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谈判期间，我国派遣的9名军事警察在执行巡逻任务时，不幸遭遇了30余名的韩国武装分子袭击。

此次袭击导致我方带队排长姚庆祥英勇牺牲。面对这一事件，我国坚决提出抗议。同时，应李克农的邀请，乔冠华先生特地为姚庆祥烈士题写了一幅引人注目的挽联：“世人皆知李奇微，举国同悲姚庆祥！”

这篇文章描绘了1951年至1953年间的朝鲜战争谈判过程，特别是我国外交家乔冠华在谈判中的表现。以下是对文章内容的精准分析和改写：

原文提到，当时的一副挽联在追悼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揭示了事件的本质，并促进了韩国军方对待姚庆祥行为的传播，为谈判赢得了有利条件。以下是对此的改写：

该挽联在追悼会上引发了广泛关注，充分展现了事件的本质。这一事件随后迅速传播至海外，使韩国军方对待姚庆祥的行为广为人知，为谈判增添了有利条件。

文章还描述了谈判的持续时间以及谈判人员的困境。以下是对此的改写：

谈判自1951年开始，持续至1953年7月27日。由于谈判人员未预料到谈判会如此漫长，他们夏季到来时并未携带御寒衣物，直至冬季来临，仍身处寒冷之中。

乔冠华先生曾致信外交部主任王炳南，催促寄送过冬衣物。以下是对此的改写：

乔冠华先生特地致信外交部主任王炳南，催促尽快寄送过冬衣物。信中幽默俏皮的语言，充分展现了这位外交家翩翩风度，与他一贯不拘一格的作风相符。

谈判进入中后期，为缓解僵局，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决定主动提出复会。乔冠华先生却认为，当时的美国人已接近崩溃，建议再等待一段时间。以下是对此的改写：

千万辛苦事，一一都过去。

究竟为谁忙，四点七五亿。

遥念周总理，常怀毛主席。

寄语有心人，应把冬衣寄。

谈判进入中后期，为打破僵局，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决定主动提议复会。但乔冠华先生认为，美国人已接近崩溃边缘，建议继续等待。

果然不出所料，事实正如乔冠华先生所预料的那样。通过静观其变，美国不得不提前作出让步。最终，在1953年7月27日，这次谈判得以圆满完成。

在随后的日子里，乔冠华先生持续与周总理共商外交事宜。

1970年5月，伴随乔冠华多年的妻子龚澎女士不幸在家中晕厥，那时，乔冠华先生不分昼夜地守护在妻子身旁，不敢有丝毫懈怠。

尽管医生们精心照料，竭力施救，终究未能挽回龚澎女士的生命。在妻子离世之后，乔冠华先生每日下班后的首要行为，便是拿起放大镜，一遍又一遍地细看妻子的照片。凝视间，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的哀嚎彻夜不息，邻里皆能听闻。

乔冠华先生当时肩负着更为紧迫的使命。

在1971年10月25日，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席位得以恢复，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邀请我国参加大会。这对我国外交部来说，无疑是喜讯，却也伴随着忧虑。

鉴于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国内氛围的影响，许多人担忧联合国可能受到美苏控制，外交部经过讨论，初步决定不派遣代表团参会。

当这一决定传至主席耳中，他坚决反对：“去，为何不去？现在就立刻组织代表团。毕竟，是非洲兄弟将我们推入联合国的。若不参加，岂不是与人民脱离了吗？”

正是这一英明果断的决策，使我国在联合国的首次亮相成为载入史册的时刻。

尽管乔冠华先生的夫人刚刚去世，但他依然心系工作，没有因此沉沦。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他主动请缨，愿率团参会。毛泽东主席听闻此事后，欣然同意，任命他为团长。

乔冠华先生在接到主席任命后，连续几个晚上熬夜，通宵达旦地撰写了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首篇主发言稿。这篇发言稿再次证明了毛泽东对他的高度评价，其价值堪比两个坦克师！

在启程前夕，陈毅元帅和毛泽东主席特地勉励代表团成员，毛泽东主席更特别指出：“保持自尊，不要害怕言辞不当！”联合国之行得以顺利成行，乔冠华先生深知，他肩负的是亿万中国人民的重托。

抵达纽约联合国总部后，乔冠华先生迅速展开行动，接连拜访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以及多达23个国家的代表，以诚挚和谦逊的姿态，负责任地与他们交流。

他的到来打破了之前国民党方面的负面宣传，短时间内便赢得了众多代表团负责人的好感。乔冠华先生的谦逊态度和始终挂在脸上的笑容，不仅影响了他身边的人，甚至连负责接送他的外籍司机也深受其影响。

在大会发言的那天，乔冠华先生牢记毛泽东主席的教诲，以不卑不亢的姿态登上讲台，展现了中国新国民的自信形象。他的发言虽然没有一句多余，但全场的掌声如雷鸣般响起。

尽管乔冠华先生两次举手致意，向鼓掌的人群表达谢意，掌声持续了长达半分钟之久。

随后，乔冠华先生按照事先准备的演讲稿进行发言：他不仅公开反驳了苏联的裁军提议，还提供了详实的事实和充分的论据。

此番言论使得苏联代表马立克在台上答辩时，不仅感到底气不足，而且面对坐在台下不时发出笑声的乔冠华，他的信心也大受打击。

在本次联合国大会期间，乔冠华先生始终面带微笑，时而嘴角上扬，时而开怀大笑。面对质疑之声，他以机智的讽刺回应，既展现了他的优雅风度，又为新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塑造了积极正面的形象。

1971年11月15日，乔冠华先生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被众多记者团团围住，层层包围争相拍照提问。

有记者专门向乔冠华先生提问：“乔团长，您现在的心情如何？”乔冠华先生在听到这个问题后，并未直接回答而是仰头大笑。

当他笑得让人摸不着头脑时笑声突然停止，他转身对身边的记者说：“现在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情了吧？这难道不是对问题的回答吗？”

不久之后，乔冠华先生的朗声大笑成为《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其笑容充满感染力。

他的力量并非源自武力，也不需要通过夸张的表情来展现，只需凭借锋利的言辞和卓越的口才。正是他内心深处的自信，让他能够如此自信地大笑。

这一笑，不仅标志着乔冠华先生外交生涯的辉煌时刻，更是体现了中国人在联合国舞台上展现的外交自信。

1983年9月22日，新时代的外交巨擘乔冠华先生离世，享年70岁。